小茶碗的大世界

“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近代中国，虽然是一个风云激荡、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权力量不断向基层和私领域扩张的年代，但它决不是一个同质的中国、单一面向的中国，如既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加入了“洋世界”，近代中国各地的思想、社会、心态本有的不同步性及错位性，无疑又更上一层。在其中，面对外来势力的冲击和政治力量的介入，中国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各处的地方文化应变情况如何？其主体性何在？是否只是为建构民族国家以及追求现代化背书？在从前以革命史和现代化史为主导叙事的近代史研究中，这些情况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体现。在这两种研究典范里，地方文化同大众文化一起经常被视为与革命、与现代化相对立的，表征分裂、保守和迷信、不文明的现象及势力，是有待或亟须被改造与消灭的“封建残余”。假如用这样的现代性标尺来衡量，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大众文化自然乏善可陈，其独特性和多样性微不足道，反成大一统国家建构中的障碍。自然，像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成都茶馆文化也无甚足观：茶馆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小空间，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又能研究出多少新意？

　　然而在深受人类学影响的微观史与新文化史研究者看来，“小的就是美的”，任何事物都应该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像对茶馆之类的小型公共空间的研究来说，我们看到有了咖啡馆、啤酒馆、酒吧、旅馆、澡堂的文化史等等史学著作，这些探讨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我们关于过去的认知。秉此思维，主要是借鉴微观史及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径，加上研究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和大量的实地调查，王笛教授以局内人身份为我们成功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文化史，展现出了以茶馆为中心的地方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及其50年演进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茶馆在中国几乎无所不在，为什么之于成都这么重要？因为在当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去茶馆是成都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所谓“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各种社会集团都在利用茶馆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成都的其他公共空间如茶馆这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茶馆这样不可或缺，茶馆实质上就是成都地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个缩影。它看似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空间，却包含着大文章。因而，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功能到底如何？茶馆同成都人日常生活、茶馆在成都城市经济中的功能、茶馆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怎样？王笛在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茶馆的社会文化史，重点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茶馆里的活动、茶馆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第二部分则是将焦点转移到茶馆本身，探讨茶馆这个实体的经济文化史，以此透视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下层群体、社会性别、大众文化与公共生活之一斑；第三部分重点考察茶馆与政治和现代化的关系，以此揭示近年以来的政治权力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干预与改造。

　茶馆与社会、经济和政治

　　在这三部分论述中，笔者认为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可能是第一部分，作者深情投入，在书中浓墨书写了茶馆之于成都人的意义，常态环境下茶客在茶馆中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娱乐活动，以及与茶馆有关的生意情况、各色人等，配以插图及穿插诸多动听的故事，为我们跃然纸上，此情此景让读者不禁对老成都的茶馆心驰神往。

　　然而，在笔者看来，该书最见功力的还是其第二部分。在过去一些学者对旅馆、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研究中，乃至有关的经济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包括当时、后来有关的记载，关于这类空间的经营与运作等具体历史细节往往语焉不详。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正构成茶馆本身最基本的生命史，没有了它们，茶馆及茶馆文化将不复存在，也不能维持下去。可是，这些细节也正是历史研究的难以下手与难以着力之处，原因无他，所谓“文献不足征也”。作者这里爬梳了大量资料，披沙拣金，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茶馆的开办资金、集资、经营管理、税务负担、环境卫生、茶馆同行会和国家的关系、茶馆中的用工情况等方面。这些描述不仅极大拓展了我们对成都茶馆的认知，也让我们对于成都茶馆历经种种危机得以生存和繁荣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如果缺少了对这类问题的刻画，不但是研究上的疏漏，而且会影响我们对茶馆文化的整体认识。

　　不止于此，第二部分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茶馆雇工的讨论，属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眼光向下”倡导的良好实践，借此我们可以检视当时成都中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及大众文化的生产与运作，亦可反观革命史、现代化研究典范的缺陷，更进一步认识到微观史与大众文化史研究的价值。考察大众文化与精英、政治和现代性的关系，是大众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该书第三部分即是如此，它考察了社会冲突、国家和地方政治怎样影响茶馆、茶馆的日常生活，茶馆的应付之道为何，其中对秘密会社与茶馆的关系、茶馆政治两方面内容的考察着力尤多。相比西方一些经典的大众文化史研究，这部分的总结和延伸讨论倒是无太多新意可掘，但却有现实意义：精英、政治/民族国家究竟该如何处理或调整他们、现代化同传统、地方文化、大众文化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说起来和做起来都不那么容易的课题。但毫无疑问，历史上各方势力对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改造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其失败教训值得后世汲取。事实上，揆诸世界近代史，政权力量对大众文化的改造所在多矣，然而能成功实施且达到预期效果者，百不获一，即便个别情况下，外来的政治高压和文化霸权能借助强力机关的震慑得逞于一时，犹如当年的样板戏运动，但最后肯定是不孚期望，徒留争议与伤害。毕竟，大众文化有其内在理路和社会需求，不会轻易就范于外部强加的条条框框，暴风骤雨式的打压与群众运动式的围剿均非解决之道，效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成都的茶馆文化何尝不是如此，在历经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改造后，仍然保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如今，21世纪成都街头的茶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依旧在展现着生机与魅力，延续着昔日的传统和辉煌。

　　小题大做的微观研究

　　本书还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是该书对茶馆顾客中与茶馆经营中性别因素的考量，这在西方的大众文化史研究中本为很正常的情况，但在中国学者的大众文化史研究里，往往言不及此，主动或被迫留给了妇女史或性别理论的研究者，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当然，笔者这里并非只是从政治正确或学术正确角度来讲。对于20世纪上半叶成都的茶馆文化来讲，貌似开明的改良精英从清末到1940年代对妇女作为茶客进入茶馆一直在设置障碍，遑论来自传统与地方文化的阻力。职是之故，女性对于茶馆文化的建构和复制作用没有男性那么巨大，性别之间的问题也不如男性之间那么繁多、关键。富有意味的是，像书中对男女茶坊关系的讨论，正显示出了性别、政治、利益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现代性代言人的精英和政府官员本应该鼓励和支持女性进入茶馆和参加工会，支持女茶坊获得与男茶坊同样的地位和权力，然而事实上，他们不仅不支持这些现象，还严辞批评和打压女茶坊，主张恢复之前茶馆文化传统中女性不涉足的状态，到1945年3月甚至发布禁令禁止女性充当茶坊，这不仅展现了政治权力在改造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时表现出的妥协与尴尬状态，还表明双方之间并非总是对立和冲突，并非没有共同话语和共同经济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茶馆与西方类似的公共场所如咖啡馆、酒吧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在中西日常生活所扮演角色的异同，进而探讨20世纪上半叶，茶馆、茶馆文化、茶馆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又是怎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成都茶馆文化的特殊与共性，进而还意识到作者为此比较的匠心所具，是希望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角度来透视茶馆生活与茶馆文化，加深我们对成都茶馆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简而言之，王笛教授这个研究，既照顾到了常态时期的成都茶馆文化，也不忘描绘非常态时期的茶馆文化(尽管这方面的描述稍嫌不足)，不仅关注茶馆中茶客、在茶馆里活动的各色人等，还关注茶馆自身的经营运作等方方面面的情形，还从常规角度叙述了茶馆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这样的处理不惟让我们增加了对过去、对成都茶馆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满足了我们的思古幽情；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可以明白小题大做的微观研究，非但能见其小者———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为何，亦能见其大者，让作为局外人的我们认识到：作为微观世界的成都茶馆，如何体现和展示了外部大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其又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和适应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实或证伪我们平常关于历史、关于大众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一些宏观认知。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管窥国家权力是如何介入和干涉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乃至私人领域的，是如何规训大众文化及地方文化的，又是如何以启蒙、文明或爱国等名义来取消和打压地方文化和大众文化，其效果又如何；地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又是怎么样来因应和自我调适的；在相互的颉颃中，地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又是怎样消解现代化与政治的强势干预及其同质化要求，从而维系自身主体性以保持再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