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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砂佛茶会雅士

         白华庵是普陀山众多寺庵中规模不大的一座,但在明清时期却别具特色。“山中精庐,惟此为冠。士大夫游山者,多住之”(《普陀洛迦新志》)。著名文人屠隆、董其昌、陈继儒、徐如翰、吴钟峦、张煌言、陆祖修等先后为庵中僧人留下诗文。
        “白华岩下法堂开,白玉为阶绝点埃”(陆祖修诗)。白华庵为何会在当时文人墨客心中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
          紫砂题铭 不同凡响
        白华庵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年历史。此前,普陀山惟有普陀寺(今普济寺)出名,又因倭寇入侵,僧众被迁大陆。万历初年,一乘真表为普陀寺住持,邀请各地僧人来山建庵53处。法雨寺(初名“海潮庵”)就是在此时创建。普陀山至此形成许多历史人文新景观。当时来山的诗人徐如翰大为感慨:“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遇僧”。
        这么多新建寺庵,白华庵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万历四十二年(1614),文人陆宝在《游补陀记》一文中点出了它的特色:此庵“朱扉画壁,种种佳丽。庵后依山结小茨,有青石数片,可抚可踞。得与韵士高衲,披襟长啸,谡谡当松下风,亦一快事也。”
        “朱扉画壁,种种佳丽”,应是指白华庵建筑色调以红色为主,而庵内书画古玩琳琅满目。后来的《普陀洛迦新志》也说:白华庵“绀殿红楼,宽闲靓幽,撑云古木,拔地拂天。水光云影,逗漏树隙,如晶帘晃耀”。“旧蓄图书古玩最富。”
        白华庵主人收藏品丰富多彩,也为外地史志所记载。《中国历代宜兴紫砂名家雅士年表》说,明代普陀山白华庵最早两任住持昱光如曜、朗彻性珠“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而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茶具。不少研究紫砂历史的学者提到,昱光如曜制有一壶,盖内钤“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壶底楷书铭四行,每行六字曰:“清人树 涤心泉 茶三昧 赵州禅 佛生日 丙申年如曜铭 赠天然”。
        紫砂茶壶的产地主要在江苏宜兴。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茶具开始改革创新,小型精巧化的宜兴砂壶应运而生。据《阳羡茗壶系》一书的记载,明代人收藏紫砂壶:“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可见紫砂茶壶当时已是价值昂贵。
        白华庵此壶在中国紫砂壶艺史上影响很大。原来,紫砂壶之所以能名闻天下,与士大夫赏其朴雅,嘉其制作有很大关系。紫砂古朴典雅,可以铭刻诗词书画,由此成为一种造型艺术作品。有研究者认为,紫砂真正的“文人化”题铭刻画首推昱光,他开创了撰写壶铭并落款的先河。仅此一例,可见当年白华庵不同凡响之处。
        昱光此壶铭于万历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赠送的对象似是其时海潮庵住持天然如寿。《普陀洛迦山志》说,白华庵建于万历四十年。此说有误。当时许多文人雅士写诗与白华庵主人唱和,其中一位是著名文学家屠隆。而这位据称写出《金瓶梅》的名人去世时在万历三十三年。昱光此壶题铭又显示,白华庵应建在更早。
        当陆宝在此游玩之时,白华庵最多也不过三十几年历史吧,却已成为普陀山最有特色寺院之一,吸引着“韵士高衲,披襟长啸”,为天下文人向往之地。
        闲人不是等闲人
        白华庵主人与文人雅士过从甚密,昱光、朗彻所收藏的“金石书画”,许多应来自这些文人的手笔。其中董其昌、陈继儒的作品,更为白华庵增添光彩。这两人是当时中国一等的文人。
        明崇祯三年(1630),董其昌、陈继儒分别为普陀山新修妙庄严路撰文,赞扬白华庵住持朗彻做了一件大好事。董其昌还寓居在白华庵,书“入三摩地”,刻于妙庄严路入口之照壁,为后世留下书法精品佳作。
        董其昌、陈继儒都是今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这一年75岁,早已退休。72岁的陈继儒还是一介布衣,但当时的名气一点也不会比董其昌小。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张岱这样写道,他八岁时随祖父到杭州,遇见陈继儒神采奕奕地跨着鹿,游逛西湖。西湖美景,骑鹿老人,颇有一些神仙道化的味道。
        两位上海名人都以书画出名。董其昌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他的作品如今已是价值连城。陈继儒也是书画家,当时画坛并称为 “董陈”,很有声誉。两个人是好友。
        陈继儒29岁时应举名落孙山,心灰意冷,焚毁衣冠,后隐居于九峰间,埋头书画著书。结果名声大噪,一时士子“争欲得为师友”,前往问学求教征请诗文者络绎不绝,“屦 (鞋)常满户外”(《明史》)。据说当时书商甚至要借用他的名卖书,这有点像不久前那个上海名人余秋雨作品热闹的味道。陈继儒的文章也确实比董其昌写得好,其格言小品集《小窗幽记》至今仍为传世名著。
        陈继儒出名后,曾先后数次奉诏要他去做官,均以病辞。他虽说是隐于山野,但也不得罪权贵,与董其昌等一干名士交往,好和官家打交道,在士、官中颇得才华声誉,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也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他在《小窗幽记》写道:“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颇为自得。
        这两位上海名人又有共同的趣向,十分信佛。董其昌自称居士,他借用唐代佛教禅宗分为南、北二宗来解释自唐至明数百年的绘画发展,将禅意融入书法。陈继儒则说:“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就像唐宋大文豪白居易、苏东坡喜欢与佛门禅僧交朋友一样,董陈到普陀山礼佛,特别与白华庵有缘,应与庵中禅僧高雅有很大关系。
        紫砂佛茶会雅士
        董其昌此时寓居在白华庵,陈继儒可能没一起来。他是写信“敬以复朗公,并作妙庄严路记”,似乎人在松江。不过,他对白华庵情况非常熟悉,应该曾在这里居住过,并且与昱光、朗彻的关系更密切。
        陈继儒写道:“自道头茶庵,至白华庵,西路阔二丈,阶高三丈。庵前平坡十余丈,进山门,曲径竹廊,至白衣真应殿。东达普陀寺,路长四五里。有茶亭,自度亭可以憩,有两旁杂树可以荫,有台可以眺,有山田野花可以玩,有石几可以坐,履道坦坦。”
        白华庵内有翦鉴池,朗彻所凿,方广数尺,泉清味甘。陈继儒为此作赞:“俗侣去,闲云留。水洗耳,石点头。朗和尚,百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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