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水仙盆 作者：山谷

我对紫砂的最早印象，应是这只水仙盆。它是我外公外婆的东西，屈指算算，也应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水仙盆呈紫红色，颜色很正，侧角长方形，尺寸为20×12，不大，正面陶刻一枝横斜梅花，用白粉填色，布满整个盆面，简约生动，背面陶刻“爱月夜眠堂。德鲁刻”，颇见书法水平，从画面和字体来看，盆上的字画不是照着印稿摹刻的“刻底子”，当是空刻之作，如此，可见这个“德鲁”的艺术水准还不一般。
　　紫砂花盆有花盆和盆景盆两种，是紫砂中除茶壶外的最大宗产品，历史可追溯到明代，清朝中期开始外销，而水仙盆是盆景盆里的一种。由于紫砂花盆的物理性能良好，排水透气性非常适合树桩、花卉生长，其色泽古穆沉静，制作精良，造型大方、形式多样（以几何形居多），一盆一色，少有一盆双色、三色的，陈设效果理想。
这个水仙盆，是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来的，母亲说这是外公外婆养水仙用的，是她保存的仅有的一件父母遗物，没承想，却成了我对紫砂的启蒙之物，也是我目前书橱里年代最久的一只紫砂器。
这只紫红的水仙盆常常会勾起我对外婆的思念。我幼年有一段时间和弟弟，随着外公外婆生活，住在镇江腰刀巷一条小巷内的大杂院的西边平房里，虽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我的记忆里，关于外婆的印象甚至比对母亲的更深刻。因为年纪小，对去世较早的外公没有什么印象，听母亲说过，外公和他的弟弟（我们称呼二公公）都有剃头的手艺，他弟弟在闹市口有个门面，而他只能夹着剃头工具走街串巷。外公为人刚直，有文化，会写毛笔字，曾看过他写的千字文，记得还颇端正，既然肚子里有墨水，用紫砂水仙盆养水仙也是情理中事。
外婆瘦瘦高高的，小脚，不识字，但记性特好，也许是受外公的影响，她会讲很多故事。小时候，我们听她讲《薛仁贵征东》，她说薛仁贵未发迹时，曾经讨过饭，风雪天无家可归，就赤裸着身子钻进老虎灶的砻糠灰中，再把讨饭用的葫芦瓢往头上一扣，临睡前，叹息一声：“身穿袍灰头顶瓢，还有穷人怎么得了？”外婆评价说，薛仁贵心好，自己穷得精赤光，还想到比他处境更糟的人；人啊，心好，就好。
夏天傍晚，我们弟兄几个围坐在小桌边喝热稀饭，外婆端上一碟萝卜干，很快便被我们三下五除二消灭了。母亲便有些责怪我们吃菜太费，外婆却见怪不怪地咧着瘪嘴一笑，嘱咐我们：“慢点吃，慢点吃，不要烫了嘴，性急喝不了热粥。”又回过头对母亲说：“吃稀的就是多费菜，‘曹操倒霉遇蒋干，萝卜干子倒霉遇稀饭’。”外婆的比喻又出典又通俗，幽默而又准确地说明了一个生活真实，令人过耳不忘。
三弟小时候极调皮，外婆居住的那个大杂院西北角有只茅缸，他跑过去逞能蹲在缸沿上方便，缸沿有弧度且滑，他人小把握不住重心，三摇两摇便翻倒在粪缸里。呼救声惊动了外婆，她费力地拉出几遭灭顶之灾的三弟，又颠颠地往返几趟水井边，用清水给三弟一遍遍地冲洗，唠叨着：“‘瓦罐不离井上破’，我就知道你早晚要有这一回”。事后，母亲知道了，免不了打三弟一顿。三弟好了伤疤忘了疼，转过身，又去翻砖掀瓦逮蛐蛐，满院子折腾开了，外婆无可奈何地在后面撵赶他，拍着他的光脊背说：“你呀，真是打不死的李逵！”外婆懂得水浒传呢，兄弟中只要有一个人惹事，母亲常会把我们招集起来一起责骂，外婆明察秋毫，就会指着惹事的人说：“你是潘金莲的竹竿——起祸的根苗”。
我猜想，她的故事和诸多的俚语俗句，大都是从平日缄默少言的外公处听来的，但我不能不佩服她对我国传统文化那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或许这就是文化的穿透力和巨大的生命力吧，它浸透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积淀在代代相沿相续的基因中……
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水仙盆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外婆也去世了。
我年年养水仙，但从未用过这只水仙盆，它盛满了我七八岁时对外婆的所有记忆，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外婆的模样，她的那些故事和说白，她老人家颠着一双小脚，在小巷内用尖尖悠悠的嗓子喊我小名的样子和声音……我工作后，去城南姨妈家去看她，她仍喊我的小名，待意识到我已长大了，便赧然一笑，才改呼我“大名”。终于有一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乖乖，婆婆要不行了，阎王老爷要招我去了……”这是她生平使用的最亲昵的称呼，我心头很热，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我外公外婆的水仙盆，紫红泥的椭圆盆，我会把它连同我的记忆传给我的女儿。

杨凤年与瞿子冶
□ 谷　梁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笔会”发表了徐风《风卷葵》一文，对清代嘉道年间宜兴紫砂艺坛女大师杨凤年制作的风卷葵壶由衷敬佩，称其为“才情和灵性全部化入”的艺术品，但又感叹“杨凤年的生卒年月不详，最后嫁给了谁，生活如何？至今没有人找到详实而可靠的记载”。
　　我藏有杨凤年制作的一件水盂，从中也许能找到她当年生活的一点蛛丝马迹。这是一只开门的旧盂，周长八厘米，高三厘米。暗红的粗纱带着岁月抚摩的温润，盂虽小，但制作规整，四周刻有“司马情深”四字，署名“子冶”，字体劲道潇洒，很见功力。盂底留有“凤年”二字刻章，几位收藏古陶瓷的朋友看后都叫精彩。
　　瞿子冶与杨凤年的关系，未见史录。瞿子冶与杨凤年哥哥杨彭年的交往，熟悉喜爱宜兴紫砂器的人大多知道。瞿子冶是清代嘉道年间的上海名士，生于乾隆四十五年，逝于道光二十九年，曾出任五环知县。瞿子冶从政未见政绩，而当年在艺林很有名气。他善书画，精篆刻，嘉庆年间，瞿与比他小１６岁的宜兴制壶高手杨彭年合作，创作了不少备受士人追捧的紫砂名器，今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陈列室中置放的几件紫砂器，最显眼处那把壶就是他俩合作之物。无奈老天无情，嘉庆二十五年，杨便撒手人寰。
　　杨凤年早年被哥哥的光环所掩，哥哥去世后，她很快成了与康熙时苏州制砚高手顾二娘一样声名远播的高人。有卓越紫砂手艺的杨凤年得到深爱紫砂艺术的瞿子冶青睐，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我收藏的这只粗砂老盂中，瞿子冶刻上“司马情深”四字，会不会深藏着某种喻意呢？他是把自己当作司马相如，而把杨比作卓文君吗？
　　但愿这只水盂，能为了解杨凤年增添一点新的线索。

（摘自２０１０.2.6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