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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泠林老话曼生 作者:邓超

         戊子冬日,我接林乾良先生寄自西子湖畔的明信片:“曼公于政文、艺事皆有大作为。壶、印、书、画尤属千秋文物也。”其笔迹苍劲而抖擞,遥想一位望八老人,握一管不听使唤之笔,一划一颤,一丝不苟,心头顿生敬意。
          与林老相识,一切皆因曼生。由杭州书画家宋一洲先生介绍,我两度走进老浙大横路那条狭弄,叩开旧居陋室那扇木门,向林先生请教关于曼生的点点滴滴。林老的博学、虚怀、富藏、热忱,让人感动不已。
          林乾良先生号印迷,生于福州,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中医学者。弱冠负笈杭州,与印结下不解之缘,治印七十余年不懈,曾拜陆维钊、沙孟海、韩登安、吴荛之等名家为师,书、画、印均有较高造诣,时人称“西泠五老”之一。他潜心研究印学,著作颇丰,有《印迷丛书》、《中国印》、《中国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西泠八家研究》等数十种。林老富收藏,藏印之丰,不但列浙江私家之首,全国也属一流。有人问他共有多少印,他笑答“五个齐白石”。齐氏自称“三百石印富翁”,林氏当为千百余方也。他还任西湖、龙渊及美国三印社名誉社长,在美国、加拿大办展办学,桃李满天下。
          对一个无名小辈的来访,林先生竟作了案头准备,厚厚的一摞关于曼生的资料,让人眼睛一亮。其中一本泛黄的《陈曼生书札》,正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旧物,由溧阳狄平子编印的珂罗版,跋为其父狄曼农所撰,书札为狄家世藏。此册我曾在研究曼生的文章中提及,今睹实物,心潮难平。谈及曼生,林老目露仰慕。他说:“西泠八家,丁敬为最早,曼生为最好,当排八家第一!”我闻之一震。林老话锋一转:“此话是西泠印社原总干事长韩登安先生说的。登安师对曼生最为倾倒,认为八家中彼最‘放’,风格最强烈,也最为浙派印之典型。当年陈秋堂即叹曰‘一种英迈之气,余所不及’。”韩登安的三个“最”与陈豫钟的一声叹,也许正是对曼生艺术地位的一种肯定。
          林乾良藏有曼生刻“诗狂石作笺”和“叶以照印”’章两方。
          “诗”印石极旧极佳,胞浆莹然,纹理细腻,印面为“诗狂石作笺”,以汉朱文出之,端正之中兼有流动,气韵非凡。转折交会之处,笔画交待之端,每作浑厚处理。“其鹤膝燕尾之态,不难察和,浙派印之佳作也。”边款三行,一为隶书释篆,二、三行草书“丙子初春月望日,作于种榆仙馆中,陈鸿寿。”曼生诗文书画,皆以资胜,才思过人的他“为诗不事苦吟,自然朗畅。”郭频伽曾说:“曼生才艺可了十人,诗宗太白长吉,洒然而来,不屑于字句,而标致自高。”可见他的“狂”是有底蕴的放,不是轻浮的故作姿态。曼公有《种榆仙馆诗钞》和《桑连理馆诗集》若干卷,后者惜未行世。曼生艺事,总以英迈豪放为归,其甚者,不免流于狂野。此印自称“诗狂”,以“石作笺”,真正气势非凡之豪言也。
          与林老对晤,我言及心声。曼生对溧阳是有功的,宰邑两任,兴书院、修县志、创育婴堂,大旱之年“赈灾活人无算”……我们怎能忘了他呢?惜其《桑连理馆诗集》失传,我们无从考证他在溧阳工作生活六年的细节,但偶从其书画作品中也能读到他“诗狂”的形骸:“酣热无理,与小迂春萝纳凉桑连理馆,对谈兴发,急呼童取纸,信笔画数幅,殆知风雨骤至,相赏狂叫,旁若无人……”这不正是一幅“诗狂石作笺”的画图吗?图中人物呼之欲出,狂态癫状历历在目。濑上六年,应是曼生最“狂”的六年,最快乐的六年,也是他艺术达到颠峰的六年!
          “叶以照印”为青田旧石章,纯出浙派白文,神旺韵流,自是佳构。边款两行“戊午二日,曼生为东白先生作。”锋芒外露,肌露内充,气势纵横,以拙朴胜。曼生认为:“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时见天趣。”林老说:“此言和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从艺事,俗固不可,太熟亦不佳,需带几分生方妙,此为曼公揭示之真谛。”此印刻于戊午,即1798年,嘉庆三年,曼年是年31岁。
          林老又言:“曼生不仅长于治印,还精刻竹。”我想起《竹刻脞语》中的一段记载:“余曾见许小岩观察有一烟筒,以竹为之,半刻梅花,乃陈曼生所画。其下半刻铭款云:‘曼生自铭并刻’。”
          言及曼生壶,林老兴趣盎然:“西泠八家中只有曼生涉及了另一门艺事——砂壶,这也是他一生的佳话!曼生的多才多艺在砂壶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陈氏宰溧阳时,制作紫砂壶甚现古趣,当时即见重于世。西泠印社前辈唐云,曾藏数把曼生壶,秘不示人,我获观其二把。我后来搜求三十年,至今不得其一,可见是稀罕之物!”
          关于西子湖边唐云纪念馆里的“八壶”,许多人慕名而来,却又不得与“八壶”一晤,甚至一壶不见,林老说:“八壶成了国宝,入了库房,难得一见了!馆址太小和安全保卫都是原因。曾有一位日本著名印人来访,说如果八壶要在东瀛,那得专盖一个大大的陈列馆供瞻。可见曼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说到曼壶在国际上的地位,林老又讲起另一件趣事。在加拿大省亲,林老走进一家华人的古玩店。店老板是位老华侨,问客从何来?答大陆杭州。店主问你们杭州有个陈曼生知道否?林答知道呀,会刻印、书画。店主说你知道他还会什么吗?林答:做壶。那老板的眼里顿时放出光亮来,说自己藏有曼生壶。林老提出一睹,老板言不在店里,珍藏在家,要看可明日上家里看。林老脸露难色,因为不住多伦多市,女儿家距此有4个小时车程。走出店门,陪同的学生见老师有憾意,问:你想看吗?林老说:想!翌日师生两人又驱车赴约,果见老华侨家的曼壶,惜已碎成三片,用白泥粘合而成,圆形,林老怕有闪失,也未上手细察,也未留影。“等我下次省亲,一定去仔细辨认观察。”林老肯定地说。
          “溧阳是块宝地。两位为官的浙江人到了那里,一个德清的孟郊留下千古绝唱《游子吟》,一个钱塘的曼生传下千古珍品紫砂壶,这都是缘份啊!”我想,能得以向林老请教,不也是缘份吗?临别时他拿出墨宝两幅,让我任选其一。我厚脸取其独创的从砖文与汉印中悟出的“一条香”体书法:“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的,吾等上下而求索,为了两百年前的一位县令,为了紫砂史上的一段佳话。

        (原载2009第1期《无锡文博》)

        编者按:民国时期尤其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1937年)前的宜兴紫砂,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勃勃生机,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它未作深入研究。由于资料匮乏,往往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本刊选登了有关的三篇文章,有的提出了疑问,有的初步作了考证,有的则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我们希望借此引起业内外人士重视关注研究这段历史,收集更多的资料,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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