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生别号“胥溪渔隐”疑辨 作者：邓超

　古人字号，乃别名雅称，或由地名风物延伸而来，或由闲情逸志感慨而发；或钤于诗篇画卷，或题于行馆书斋。
　　大凡介绍曼生生平的文章，都云：陈鸿寿，字颂，又字子恭，号曼公、曼龚、夹谷亭长、胥溪渔隐、种榆仙客、种榆道人、西湖渔者等。“陈侯三绝画诗书，印制还追秦汉初”，作为文人雅士，曼生别号与其艺术创作相连。“文章政事足千秋，循吏儒林合两收”，作为清吏儒令，曼生别号又与其宦迹吏治相关。
　　在曼生众多别号中，有两个似与溧阳地名有关，一为“胥溪渔隐，”一为“洮湖长”，其中胥溪渔隐几成定论，广为应用，似乎无可争议。笔者作为一名业余“曼迷”，在搜集整理、学习探究曼生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此号大有蹊跷，拟是伪称。直白点讲，就是曼生根本没有用过“胥溪渔隐”此号，而此号另属他人！此言非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各位看官专家且容我剥壳见笋、抽丝现茧，作一番真伪辨析。
　　一、关于“胥溪”
　　胥溪，又名胥河、伍堰河，由高淳流向溧阳。古长江到安徽芜湖，一分为二，其中一条濑江经溧阳至宜兴到太湖。春秋时期，伍子胥为伐楚运送粮草兵员，组织吴国数万民夫人工开凿疏通河道，整整用了六年时间开挖了这条全世界最早的运河。
　　伍子胥在溧阳留下许多传说遗迹，其中有苏皖交界的伍员山，有他由楚投吴时泊舟的胥泊、胥渚，胥溪为其地名之一。
　　二、关于“洮湖”
　　洮湖，又名长荡湖，位于溧阳、金坛之间，曾被列为古代五湖之一。据传春秋时范蠡助越灭吴后，曾携西施游过洮湖，明代溧阳知县符观写有“洮湖风急龙帆开，此地曾闻范蠡来”之诗句。长荡湖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唐代诗人张籍有《长荡湖》云：“长荡湖，一斛水中半斛鱼。大鱼如柳叶，小鱼如针锋，浊水谁能辩真龙？”
　　三、关于“洮湖长”
　　嘉庆16年（1811年），曼生于3月29日任溧阳县宰。作为地方长官，他刻有“洮湖长”之印，并在书画中屡用。
　　曼生行书七言诗“归去南湖弄小舟，石桥东畔数家秋。碧梧影里人吹■，红藕花中月上楼。”是他在到溧阳不久的辛未初冬所写，落款就有“洮湖长”之印。而他的另一七绝行书诗轴“杨子江头趁暮潮，瓜洲驿火照停桡。舟中仰面看北斗，枕上卧吹碧玉箫。”钤印也是白文“洮湖长”。洮湖长一印，也被古今曼生印谱所收录。
　　曼生挚友郭频伽在《灵芬馆诗》中写道：“吾友洮湖长，广矣太邱道，结交皆名流，一半已苍老……”可见“洮湖长”为曼生平时常用之号。
　　四、关于“胥溪渔隐”
　　曼生字号，大多见于其诗书画印题跋落款，那么他用过“胥溪渔隐”之号了吗？查遍现有的曼生诗画印集，没见他盖过此印。仅见的一例，是《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一书中，在第72页上海博物馆藏的《花果册》第八开“梅石图”上，有白文方印“胥溪渔隐”。在2007年新出版的《陈鸿寿篆刻》（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书中，收录了这方印章。
　　细品此印，疑窦丛生。
　　疑问一：时间。上海博物馆藏曼生《花果册》，共12页，其第八幅“梅石图”上，有作者题记：“■杨补之梅花法，而以万先生一笔石佐之。万先生名个，八大山人之高弟子也。曼生并记。”落款印章为“曼生”朱文方印，图左下角有“胥溪渔隐”阳文方章。此《花果册》画于1810年，众所周知曼生于1811年才由赣榆代知事调任溧阳知县，难道曼公在赣榆时就知道溧阳有条胥溪，并镌刻闲章了吗？这在时间、地点上都不合情理，对不上号！
　　疑问二：内容。曼公书画中有“西湖渔隐”、“西湖渔者”等题跋，也曾为人镌“西泠钓徒”之印，都是他对钱塘的眷念和一种散淡谦和的表述。“胥溪渔隐”则不然也！诗言志，印言趣，难道一名未上任的县令，不思为国效力、为民作主，先有归隐渔樵、放马南山之念？要知出身贫寒的曼生仕途并非青云得志，他对县宰这份差事是十分看重的！同样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曼生行书七言联“隔竹见■疑有鹤，卷木兼开画更无人”中，他用了白文“溧阳令印”，而且盖在其名章之上款。由此可见，“洮湖长”、“溧阳令”与曼公当时的地位、身份、心境相契合，而“胥溪渔隐”则格格不入！
　　疑问三：印风。曼生作为西泠八家的后四家，用刀如用笔，写石如写纸，方圆离合间，游刃有余地。张镠在《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中说他“铁笔有力绝虎牛，真能啸傲凌沧州”。浙派印风，影响了中国篆刻一百多年，曼公功不可没。
　　曼生治印，不用冲刀，喜用切法，结体自然，乃见天趣。比较《花果册》之“胥溪渔隐”印，无论是字的结构和用刀，都与曼生有异。曼公有一“江湖渔长”印，其“渔”字上部结构交待清楚、曲刀有致，而册页上的“渔”字就显简略；下部四点也有明显差别。另有一“婕隐”章，其“隐”字下部“心”字刻法，也与册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胥溪渔隐”白印虽似“曼印”，但在刀法、过渡、交待、结体诸方面，都有不同，显得功力不足。
　　疑问四：钤盖。纵观曼生画作，其盖印颇为讲究，一般都是常规的右上角写题记，下落款盖印。也有左上角题记并钤印的，但一般都随题记而行。偶然在左下角盖一名章，已属鲜见，而在“梅石图”左下角盖一闲章，仅见也！
　　史海钩沉，云山雾罩，噜里啰嗦，说了许多。各位看官专家要问：你说“胥溪渔隐”非曼翁之号，那么怎会出现在其画册上呢？此号又是谁之号？
　　打开问题之锁的钥匙，就在《花果册》之“梅石图”上。各位请细赏，在“胥溪渔隐”之印下，还有一枚收藏印章：狄曼农鉴藏书画印（朱文）。也就是说，这本册页的旧主，曾是一位叫狄曼农的收藏家。
　　狄曼农何许人也？他与曼生之间又有何种渊缘？
　　五、关于狄曼农
　　有关狄曼农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但即使在古迹史料的寥寥片语中，我深悟：这是一位研究曼生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人物！
　　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之一、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姜丹书，溧阳人氏，他在《姜丹书稿》中这样介绍同乡狄曼农：“狄学耕，字曼农，清同治、光绪间（十九世纪）人。善画山水，富收藏，王蒙《青弁隐居图》即为所藏。鉴赏家。”除此，我们还知道他由科举而仕，曾任江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溧阳县续志》载：“狄学耕，字稼生，禀贡江西候补知县，权都昌、南丰知县，升补同知”。
　　狄曼农是位诗书画印俱佳的文官（这一点颇似曼生）。上海朵云轩公司曾拍买过他的画作《蓉湖禅悦阿曼忆图》，画上为梅花仕女，人物纤弱柔美，栩栩如生，颇有吴门唐寅之风韵。此画作于同治壬申（1872年），题“小阳春后二日濑上漫农题，”朱文印为“濑上漫农”。曼生作画，多幅署名作于“濑上”、“濑阳”，此属溧阳之别称也。有趣的是，曼农的曼字，写法与曼生如出一辙，可见狄学耕是有意学曼生的样。此图中钤有多方印章：“溧阳狄氏枫香山馆（朱）”、“红巾翠袖■英雄泪（朱）”、“狄氏种石轩印（白）”、“念我意中人（朱）”、“只可自怡悦（朱）”等。朵云轩同时拍卖的，还有狄曼农的一幅书法诗轴。
　　狄曼农还好篆刻，他有“石癖”之号，刻有“爱画入骨髓”、“嗜好与俗殊酸咸”、“我是识字耕田夫”等闲章，另有“平陵狄学耕”、“溧阳狄学耕”和“狄■子曼农”等名章。
　　那么，曼农与曼生间到底有何关系？
　　从年龄推断，曼农与曼生相差不远，仅为一辈之差。而狄家和曼生的渊源，由来已久。彭马史狄周，溧阳五大望族，狄家的声望与家学尤为突出。
　　上海博物馆藏有曼生庚午纪年画册，应作于赣榆任上，其上有一开后人题跋：“睿庙末年，先生作宰吾邑，篆刻书画，冠绝一时。吾邑与宜兴接壤，先生公余之暇，取蜀山陶泥，制为茗壶，加刻八分，吴门传为雅玩，予祖及父皆承先生赠楹帖并茗壶。兵燹后，茗壶日少，几等球璧。余于流离搬迁中，箧中尚存茗壶一事，好事者攘夺之而未能也。乙酉冬初，画估携此册至予处索重值。予以先生之画不可多得，急收之，以为世宝。暇时辄取所藏曼生壶及隶书楹帖与此册摩学观玩，籍以乐余年云耳。”落款为“丙戌灯节后十日，溧阳狄学耕曼农甫，志于双江庐之种石轩。”
　　这是一段十分有研究价值的跋文，它告诉了我们许多重要的信息：一、曼生制壶“取蜀山之泥，制为茗壶”，证明制壶是在溧阳，“桑连理馆”在溧阳，“阿曼陀室”也在溧阳！二、曼农的祖父和父亲与曼生有文人之交，曼生曾送隶书楹联和砂壶给狄家，曼农一直珍藏着，即使在外做官迁徙，也未散失。三、曼农不惜重金收购了曼生的庚午纪年册，连同其它的曼生文物一起珍藏，作余年之乐。
　　在《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一书的第164页，有一篇《陈鸿寿及其紫砂壶艺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章，为我们抄录了狄曼农在庚午纪年册上的题跋。作者在评论这篇题跋时，有“姑妄听之”、“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可靠”等说。笔者认为，在研究曼生的资料较为匮乏的前提下，狄学耕的题跋，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笔者有幸，在狄曼农的又一画跋中，发现了曼生与狄家的新线索。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恩，他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元旦那日开始，花了二十七天时间画了一幅一丈多的山水长卷，送给溧阳名士彭旦兮，被后人称为“神品”。狄曼农在此卷上题跋：“此卷系先伯父进斋公收藏旧物。进斋公善楷法，能鉴别古今碑帖书画，所藏最富。陈曼生、江听香诸君时相过从参考，一时有米颠、顾痴之目。归道山后，收藏多散佚，子渔二兄以余有画癖，出此卷畀予以云：萧真迹世不多见，重以先泽留遗，爱同球璧。庚申大劫中竞随身携出，幸逸灰烬，岂非鬼神呵护？使名物存于世耶！闲窗敬展，如睹杯■。同治庚午长至日狄学耕曼农志于都村官廨之见山草堂。”白文方印“狄学耕印”，朱文“曼农”，朱文“晚晴堂”。
　　从此跋文中我们可了解到，曼生与狄家关系非同一般，由于狄家收藏颇丰，而曼农伯父进斋公又是鉴赏家，所以作为文人县令的陈曼生常带幕僚前去观字画赏收藏。狄家世居的胥渚、胥泊村就在城郊，离曼生官廨仅几里之遥，过往从密，礼尚往来，都属雅事。
　　狄曼农在此画卷上后来再次题了跋：“按彭旦兮，名旭，明末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家有夏林园，园中古木为江左名园之冠。主人亦好事，喜招致名流，丰采照耀，一时无不知夏林园古木者。园地在吾溧邑南门外偏东三里许，予幼时已荒烟蔓草，兵燹后更不堪复问矣。晴窗展卷怃然，为志数语于后。光绪纪元长至后六日曼农甫。”白文“学耕”印，“狄■子曼农”朱白印。
　　这段光绪后跋由画思园，由园思人，语气与曼生庚午纪年册画跋相似。这两段画跋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研究曼生生平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说了这么多狄曼农，有的看官专家又要责问：狄氏收藏的曼生之物今何在？你说的萧云从的画跋从何而来？在此，我们不得不引出另一个重要人物——狄平子！
　　六、关于“狄平子”
　　曾有文章言狄曼农和狄平子是同一个人，非也，实乃父子！
　　狄平子（1872-1940年），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江西，原籍溧阳城郊胥渚村，其父狄学耕。他是清末民初的海上闻人，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时年22岁，但他无心科举功名，力图维新救国。
　　狄平子曾参加“百日维新”，后避祸日本，继续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联系，寻找救国途径，奔波南洋、日本、上海等地，募集军资，发动反清起义。光绪二十五年，他与唐才常回上海创立“正气会”，策划起义，为此他卖掉了家中世藏，作为活动经费。后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狄平子幸得逃脱。
　　起义失败后，狄平子回到上海，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先后创办了有正书局和《时报》。《时报》成为上海唯一一份华人办报，与《申报》、《新闻报》等洋人办报三足鼎立。狄平子的有正书局，是我国珂罗版印刷的创始者，影印碑帖书画，象《三希堂法帖》、古戚序本《红楼梦》等，其中还出版印刷了中国历代经典书画作品集，为后人保存了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萧云从山水长卷影印本，就出自有正书局的出版物《萧尺木山水神品》中，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画集保存下了溧阳状元马世俊的长跋和他的书画作品，还有狄曼农的许多书法题跋，虽是影印之物，却成了后人十分宝贵的艺术文史研究资料。有正书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有《陈曼生花卉册页》珂罗版，虽是黑白影印，但可能是曼生画册的最早印刷品了。狄家祖孙三代和曼生缘分不浅！
　　狄平子多才多艺，擅诗书画，富收藏，精鉴赏，这一点狄家几代人一脉相承。据说，他的庋藏后多为上海博物馆所得，不知包括那些曼生书画珍品否？
　　七、关于“胥溪渔隐”之结论
　　东拉西扯，说古道今，话归正题。胥溪渔隐之号不属曼生，那为何人？
　　在曼生《花果》册之“梅石图”上，有“胥溪渔隐”闲章，下有狄曼农的鉴藏印，笔者窃窃揣测，胥溪渔隐之号，应为狄曼农之属！
　　此言一出，肯定有看官专家棒喝！做学问要讲真凭实据，哪容你瞎猜测也！
　　噫嘻！天助我也！笔者又获一狄学耕之诗作书法册页资料，且容我将其抄录两段与各位大人同赏：
　　诗一：胥溪东去接洮湖，云水微茫入画图。
　　　已辨生涯归舴艋，久拼姓氏■菰芦。
　　 　投金濑古丛祠废，洗砚池荒旧宅芜，
　　　是处沧浪堪濯足，故乡风景以模糊。
　　诗二：张帆容易卸帆难，久涉江湖心胆寒，
　　　三径已拼荒茂草，百年易尽走弹丸。
　　　朱轮华毂情厚淡，画卷诗篇兴未闲。
　　　从此扁舟堪散发，春来准备钓鱼竿。
　　在诗二前有一题目：冬仲三日引疾得允再题二律。而压题赫然有一朱文方印——“胥溪渔隐”！
　　行文至此，笔者不想赘言，“胥溪渔隐”之迷豁然开朗，结论自然大白也。
　　八、余言
　　说实话，对于曼生“胥溪渔隐”别号之辨证，笔者是矛盾的。作为一代名士县令，以其作宰的地名为号，这不是一个溧阳人、一个“曼迷”引以为豪的事吗？何必要费尽心力去论证否定它呢？但学习与研究文史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里面掺杂不得个人的喜好与感情。
　　一个别号，引出一番探索，引出一段佳话，也引出诸多前辈大儒先贤，为此，我满足了。想说明一点，因才疏学浅，加之占有资料有限，我的论点可能是大谬！因此由衷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指点迷津。如能提供相关的论点论据，拨乱反正，则是一个业余“曼迷”之大幸也！
　　我期待着。

① 余锷《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中国书法家全集·伊秉绶·陈鸿寿》）
② 卢昌祚《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中国书法家全集·伊秉绶·陈鸿寿》）
③ 《种榆仙馆印谱》郭宗泰辑
④ 《中国真迹大观》.《曼生与曼生壶》黄振辉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⑤ 《陈鸿寿の书法》日本二玄社·林田芳园著
⑥ 《中国书法全集.伊秉绶.陈鸿寿》
⑦ 日本二玄社《中国篆刻丛刊·陈豫仲 陈鸿寿》
⑧ 《陈鸿寿篆刻》孙慰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