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彬游娄东有了新史料

题记：时大彬带着夫人、儿子游历娄东，并居住了很长时间，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明代吴县的县令江盈科作《谐史》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古洼村野发现了“时大彬游娄东新史料”。
时大彬游娄东仅有《阳羡茗壶系》的记载，因之，他有没有到过娄东，算不算和文人接触，一直有人怀疑。著名考古学家、陶瓷史家宋伯胤先生就是“时大彬游娄东”历史的怀疑者，如在他的名著《说陶瓷》中便有鲜明的观点。

“在中国陶瓷史论中，屡见不鲜的是时大彬和陈继儒等文人学士的交往，以及将大壶改为小壶的趣闻，。其实，这事很值得推敲。大壶、小壶的界定也是很难划分的。因此，如果陈继儒等人与时大彬“品茶试茶之论”的结果只此一端，我看不应称为“文人参与”。”（见2003年版《说陶瓷》147页）


最近，古洼村野在《中国壶迷网》上发文探讨时大彬的生卒纪年。他的依据是江盈科的著作《雪涛谐史》。

《雪涛谐史》上有一则故事：“ 宜兴县人时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间。性巧，能制磁罐，极其精工，号曰时瓶。有与市者，一金一颗。郡县亦贵之，重其人。会当岁考，时之子亦与院试，然文尚未成，学院陈公笑曰：‘时某人试，其父一贯之力也。’”

据史载，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桃源人。其祖父伯玉、父亲风翎均“课于农”。盈科从小聪慧，万历五年(1577)入县学为生员，十三年(1585)乡试中举，“自为诸生，名已隆隆起”。此后于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两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皆不第而归。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与袁宏道同榜进士及第。八月，授长洲(今江苏吴县)县令，任职六载，贤令名声远播。

《谐史》是中国著名的笑话集。《谐史》的一个基本特色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素材多来自作者见闻，故事的主角也多是当代人，有的还是作者的朋友，如袁宏道、罗汝鹏、梁见龙、冯景贞等，因之《谐史》可谓生活笑话。他为文主张“元神活泼”，写真性、真情、真我，被袁氏兄弟称为诗文“大家”。这种时代性和创作观使《谐史》在中国笑话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中华十大谐谑奇书”之誉。

《谐史》虽是笑话，但冠于《史》，作者是在真人、真事之上进行创造的，其主要情节便有了“史实”的价值。作为长洲，也就是今天吴县的县官，能以宜兴的时大彬为创作素材，说明“时大彬游娄东”在当时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闻名遐迩。因之，有了时大彬游娄东的新闻，才有了文章中的情节：时大彬“巾服游士夫间”，穿着文人的服饰，在士大夫之间寻朋访友；“居恒”，带着夫人、孩子，住了很长时间。在长期的生活之中，时大彬在当地交友很广，郡县之知名人士，喜其作品，也尊重其为人，并帮助其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异地”参加县里秀才的考试。


至于时大彬在什么地方“居恒，巾服游士夫间”，作为“笑话作品”作者回避了。“学院陈公笑曰：‘时某人试，其父一贯之力也。’”的“学院陈公”也就不知是那里学院的陈公了。历史上陈继儒没有当过官，他自然不会是“学院陈公”。从整个故事看，我以为“学院陈公”恰是指的陈眉公。“时某人试，其父一贯之力也”，其“一贯”为“一罐”紫砂壶的谐音。时大彬由大壶变小壶，是听到陈继儒等人的建议而作创造观的巨大改变。因之，他制作了新的小紫砂壶请陈继儒等文人提提意见，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至今还有一把时大彬为陈继儒制的紫砂壶藏于美国的博物馆里。作者由此构成了时大彬送礼，陈继儒收礼的故事，并创作笑话予以讽刺。当时陈眉公名气很大，直面讽刺当应忌讳：我说的是“学院陈公”，而不是你隐士陈继儒。

从这则“笑话”看，文人士大夫的江盈科对民间艺人是看不上眼的。他对艺人穿“巾服游士夫间”是讽刺的，对艺人的儿子考秀才，尤其是孩子去应考“文尚未成”，更辛辣地讽刺为“学院陈公笑曰：‘时某人试，其父一贯之力也。’”看看，你送礼给“陈公”走后门，陈公照揭你“送礼”的底。讽刺归讽刺，正是这则讽刺故事告诉我们时大彬当时的名气以及游娄东的影响很大、很远。

从江盈科创作《谐史》还可以推断时大彬游娄东的时间。江盈科于1592年至1598年在吴县任职，其后他又到北京、滇黔等地做官，于1605年病逝于四川。从《谐史》一书说的多是“姑苏”一带的故事，说明这部著作的作品，多是江盈科依据任期内的见闻写作的，自然包括时大彬的这一故事。由此可知，时大彬游娄东的时间当在1592年8月至1598的六年间。

许次纾于1597年写作《茶疏》，惜其于1605年去世后，《茶疏》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刊印问世。这说明江盈科不可能看到许次纾的著作，也同时说明在江苏吴县当官的江盈科和在浙江吴兴做民的许次纾都知道时大彬制作紫砂壶的技艺和名气，并从不同角度作了文字的记载。

谢谢古洼村野友发现的史料。